晚清翻译引进的大量外国作品中，文学名作等纯文学作品的译介尚属少数，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一般观念上的所谓通俗文学，其中尤以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数量较多，影响也最大。这三种文学体裁都是中国过去所未有的，因此，引起了国人的很大注意。最初大量引进的是当时风云一时的政治小说。1896年，康有为刊印《日本书目志》，分宗教、政治、法律、小说、美术等15门介绍日本书籍，对小说给予了很大注意；1897年，严复、夏曾佑编《国闻报》，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开始大力倡导小说。未几年，同样的价值观，表现在梁启超的见解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就把政治这个概念引到小说的理论体系中，含有要求小说为改良政治服务的新的意识。小说从不入流的小道一跃而为最上乘的文学，翻译小说也一时成为最热门之道。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在当时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楚卿、松岑、夏穗卿、天?生、觉我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加以引申和补充。当时议论小说革命热情之高，声势之大，文章之多，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羽衣女士（罗普）创作的《东欧女豪杰》等小说，鼓吹民主自由，在知识阶层中极为流行；而翻译的政治小说更是比比皆是，较有影响的有梁启超译的《佳人奇遇》（1899）、吴超译的《比律宾志士独立传》（1902）、独立苍茫子译的《游侠风云录》（1903）、亡国遗民译的《多少头颅》（1904）、陈鸿璧译的《苏格兰独立记》（1906）、汤红绂译的《旅顺双杰传》（1909）等。这些作品大都以争取民主，反抗专制为主题，大量流行于世，形成了很大的声势。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和当时新著新译的大量政治小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股潮流适应了当时政治改良和文学改良的需要。不少作品写了主人公少怀大志，心忧国事，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慷慨壮举，充满对君主立宪制下“自由民主”的憧憬。这些内容和情感，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所从未有过的，而这恰恰扣动了当时正处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华爱国之士的心扉，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和政治小说几乎同时传进中国并同样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科学小说。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很多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中国的腐败贫弱，他们以强盛的西方作为学习榜样，希望以先进的西方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于是，促成了翻译文学中另一支新军——科学小说的崛起。这些新颖的作品，以其介绍科学、探求新知的特点和大胆而又富于幻想的色彩，给囿于一端、只熟悉言情志怪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而译者们也企望以之去破除禁锢中国民众千百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假小说之力去启迪民智。梁启超、鲁迅等都曾撰文，表示希望以通俗的科学思想来挽救众多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强调科学理想对振奋民族精神的催化作用，以及培养青少年进取心理的积极意义。科学小说热的兴起大致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其译介出版的总数大约在百部以上，较知名的有：逸儒译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1900）、梁启超译佛林玛里安的《世界末日记》（1902）、鲁迅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海天独啸子译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1903）、杨德森译爱斯克洛提斯的《梦游二十一世纪》（1903）、吴趼人译菊地幽芳的《电术奇谈》（1905）、周桂笙译凡尔纳的《地心旅行》（1906）等。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出现“科学小说热”不是偶然的，它迎合了形势的需要，是时代的潮流使然，符合民众的渴求。科学小说既“经以科学，纬以人情”（鲁迅《＜月界旅行＞辨言》），又“寄思深微，结构宏伟”（梁启超《＜十五小豪杰＞译后语》），具有严肃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感染力，作品中那种遨游宇宙、巡览八方的理想和气魄，对长期禁锢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华男儿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晚清翻译的西方小说中，侦探小说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从时间上来说，侦探小说的译介比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还早几年，梁启超于1896年主编《时务报》时便由张坤德译出了柯南道尔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数则，时距原作在英国问世也不过几年。从数量上而言，侦探小说在晚清风靡一时，翻译之多，远在莎士比亚、司各特、雨果、大仲马等人之上，其品种和数量，雄距译坛之首。晚清引进侦探小说，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虽有公案小说，但各方面都远未能和西方侦探小说相比。中国小说界承认：“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侠人《小说丛话》）继《时务报》的翻译以后，1899年，福州素隐书屋将柯南道尔的《华生包探案》和《巴黎茶花女遗事》合刊出版，以后，周桂笙、包天笑、陈仙蝶、周瘦鹃、张昭汉等相继译出了《马丁休脱侦探案》、《淮尔特奇狱》、《杜宾塞探案》、《桑狄克侦探》、《亚森罗频奇案》、《斐乃杰奇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书，引起中国小说界的很大关注，并很快催生了大量中国式的侦探小说。侦探作品之所以能在晚清风靡一时，以往多强调它情节曲折，迎合了一般读者的欣赏口味。这固然是侦探小说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译者欲借此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面也是不应忽视的。周桂笙1904年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曾分析了侦探小说萌生于西方的原因：“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苛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而反观中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租界警察，“学无专门，徒为狐鼠城社”，“至于内地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故他翻译引进“吾国所绝乏”的侦探小说，不能不说是含有一番用意的。刘半农在《＜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中，则强调了侦探小说必需具有文学、哲学、天文学、化学、解剖学、法学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故“亦大不易”。因此，我们可以说，侦探小说在晚清的出现和盛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迎合了当时所倡导的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晚清政治、科学、侦探等小说新颖品种的引进，对中国小说界的影响很大，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心理描写、氛围渲染等表现技巧方面，中国小说家也始而惊异，继而佩服，最后起而借鉴模仿。梁启超在译《十五小豪杰》时曾赞是书“观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堕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由，此亦可见（泰）西文字气魄雄厚处”（《＜十五小豪杰＞译后语》）。另一译者在翻译《鲁宾孙漂流记》时也注意到该书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的叙述方式：“原书全为鲁宾孙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若改为中国小说体例，则费事而且无味。中国事事物物皆当革新，小说何独不然！故仍原书日记体例译之”（《＜鲁宾孙漂流记＞译者识语》）。西方小说传入的种种新的表现技巧，对渴望求变的中国小说家们是富于诱惑力的，推而广之，晚清文坛对西方小说技巧借鉴、模仿乃至袭用者不乏其人。1903年，周桂笙在《新小说》上开始译载法国鲍福的侦探小说《毒蛇圈》时，曾经推荐过这部小说开头采用的父女对话体式，说这种别开生面的写法是“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毒蛇圈＞译者识语》）。4个月后，吴趼人创作的《九命奇冤》就采用了这种用对话开头的全新写法。至于有些小说采用倒叙、插叙、推理、独白等手法，也无不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当时甚至有所谓译文体小说的流行，吴趼人在写《预备立宪》时，就有意采取了“别具一格姿态”的笔法，“欲令读者疑我为译本”（《＜预备立宪＞前言》）。晚清的小说家们，虽然对西方小说的理论和表现技巧并未能作出有系统、有深度的研究，但他们在一些序跋、评语、随感以及论文中，已经开始注意发表关于小说的理论见解；而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所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更来得直接、迅速和广泛，诚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所言：“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况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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